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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9日讯（记者陈发明）2月4日是立春节气，一种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在甘肃徽县青泥岭上的两个贫困村里结出第一批果实。零下十几度的寒冬中，徽县大河店镇的火石村、硬湾村在一面鲜红的巨幅党旗下举办股民分红大会。

“青泥黑猪合作社盈利19万多元，每1000元的股份可得红利310元”“龙崖老巢蜜合作社盈利近17万元，每1000元的股份可得红利368.5元”……当两个合作社负责人喜气洋洋地说盈利分红数字时，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。

图为火石村、硬湾村分红大会现场。本报记者陈发明摄

位于秦巴山区的甘肃徽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，“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萦岩峦”，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佳句道出了蜀道艰难，也将青泥岭中的徽县人束缚在大山里，苦苦寻找脱贫之道。

“产业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重中之重，为此，县财政拿出了5000万元专项资金来扶持农村产业，为每个村配置20万元的产业发展启动资金。”徽县县委书记王强告诉记者，这笔资金就是让全县的每一个村都确定一项主导产业，至少建成一个有活力有前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撬动农村资本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。

党支部是“发动机”：绿水青山物尽其用，富能贫弱人尽其才

20万元的资金对扶持一个产业来说并不算多，怎样花才能让好钢用在刀刃上呢？

负责帮扶火石村的徽县县委组织部在调研中发现，村里的致贫原因竟然是地多：人均4亩多山地，种玉米小麦，卖不了多少钱，还得天天守着。同时，村两委班子在村民中威望不高，2016年10月，县委组织部第一次到村里开村民大会，只来了村干部和三四个村民。

按照“每增收1万元奖励300元”的奖励办法，两个村的“致富能手”“增收新星”戴上大红花领到了奖牌和奖金。本报记者陈发明

怎么才能既让群众在家门口挣钱呢，还能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呢？经过多次调研，反复和村社干部、群众交流沟通，徽县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刘永成认为，办合作社，养山里土生土长的青泥黑猪是个路子，但不能像以前那样，只找几个能人大户办。要让群众都参与进来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。于是，就有了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。

2016年11月份，在合作社成立之初，徽县县委组织部将县上2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注入火石村党支部，作为村集体的股份，其中1.5万元给15户贫困户按照每户1000元配股，村集体入股18.5万元，有了启动资金，合作社吸引包括贫困户在内的33户村民入股，股金达到了30多万元。

在青泥黑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袁碧刚看来，这种入股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“抗风险能力强”。袁碧刚是村里比较能干的人，以前曾经参股过几次别人搞的合作社，但是都失败了。

“个人合伙办的合作社，有不少是为了钻政策空子套取补贴、贷款，老百姓也没有真正受益。目的不纯，时间长了就容易散伙。”袁碧刚说，村里新办的合作社是党支部领导下的集体控股，出发点是为了群众受益，所以能长远发展，“只要支部在，就能一直办下去。”

有了好模式，还得找准好路子。放养土猪，绿水青山间的山坡地成为天然牧场；同时，养猪劳动强度不大，村里的留守老人、妇女又成为最便捷的劳动力。这样既盘活了贫瘠的土地资源，也改变了种植结构，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。

“家里8亩山地流转给合作社，我又在这里打工，一年下来有近万元的收入。”贫困户吕小红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，自己又受过伤干不了重活。合作社成立时，她和丈夫一商量，凑了2.9万元入股，村里给她家配股1000元，总共3万元的股金这次分到了9300元的红利，在合作社的这两块收入就将近2万元，再加上丈夫的务工收入，吕小红信心十足地说，“从收入上看，我们家已经能脱贫了。”

村里发展集体经济，最怕的是村干部上下其手，最终能人大户“吃了肉”，普通群众“只喝汤”。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，徽县在火石村探索出了“三合三分”合作社运营机制。

所谓“三合”，就是整合贫困村发展产业的资金（帮扶资金、集体资金、社会资金、农户资金）、人力（基层组织、党员群众、能人大户、帮扶工作队）和资源（土地资源、物产资源、生态资源、技术资源）；“三分”则是合作社的领导权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分离，监事会监督权与理事会经营权分离，合作社资金管理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，明确了党支部、村委会、合作社的关系和职责。

在这种运营机制中，村两委相当于企业里的“董事会”，负责决策和领导；合作社理事长扮演“总经理”的角色，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；而由普通股东组成的监事会不仅监督理事会履职，还积极发现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55岁的火石村贫困户王菊林从来没当过村干部，但是对合作社事情格外上心，平时养殖区里发生的大小事他都盯着。“我既是股东，也是监事会成员，合作社办好了，我们大家都受益。”一年多的运行，让王菊林对合作社理事会的工作非常满意，当初入了2000元的股份，加上给贫困户的1000元配股，这次他分红930元，村集体的分红中，还给每个贫困户有1600元的再分配，“过段时间，合作社要扩股，我根据情况还要再加点股份。”

记者在青泥黑猪合作社院子里的公示栏看到，运行一年的详细账目里，既有上万元的饲草料支出，也列入了几分钱一根的螺丝钉花费。袁碧刚告诉记者，作为理事长，他的资金支配权限只有500元。500元至5000元之间的支出，要理事会和监事会开会决定；5000元以上的支出，需要开股民大会商议。

“正是这样公开透明的机制，我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，参与到合作社来。”袁碧刚开玩笑说，以前的合作社，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，也是闹矛盾时候，“在这个新合作社里，我看到的是大家的高兴和对以后发展的信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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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近乎绝迹的黑猪养成产业，一年多来，火石村的青泥黑猪合作社通过网上认购、现场认订等方式，共出售商品猪69头，除过成本，盈利19.46万元。在预留发展基金后，股民分红12万多元，村集体分红5.7万元。袁碧刚介绍说，股民平均分红4107元，其中贫困户户均3132元。

2017年3月，受到群众认可的火石村模式被复制到青泥岭更深处的硬湾村，青泥岭龙崖老巢树蜜合作社在这个贫困村成立。村里以前的致富能手高志军放弃自己的生意，回到村里被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。

青泥岭深山大树上的古老养蜂法为贫困村带来新希望。本报记者陈发明摄

“村里林深草密，蜜源丰富，祖祖辈辈养土蜂，但是没有形成产业。”高志军看到了“党支部领导下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的前景，他带领大伙儿挖掘养蜂历史，恢复了在树上、崖上养殖中蜂的古老方法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合作社共发展股民67户，截至2017年底，合作社共发展中蜂1500多箱，产蜂蜜4542斤，辐射带动本村及周边村群众散养中蜂500多箱。

在积雪未融的青泥岭山路上，记者几经蜿蜒终于看到架在高高树杈间的蜂箱，这种养蜂古法，为村里酿出了脱贫新路。从2017年7月11日第一笔网络订单产生以来，到去年年底，硬湾村的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总额16.4万元，同时，还帮助散养土蜂的村民销售价值20多万元的土蜂蜜。

硬湾村村委会主任刘辉林告诉记者，以前20元一斤的土蜂蜜经过改良养殖方法提高品质，卖到了60元一斤。不到一年时间，村里有18户贫困户在合作社带动下脱贫。今年，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将在县城选址，计划修建能够实现月生产量20吨的蜂蜜加工厂，为全县土蜂蜜生产提供服务。

分红会是新动力——心连心共脱贫，社联社再出发

在分红大会上，不仅每个股民分到了自己的入股红利，两个贫困村的合作社还将村集体分红拿出一部分来，为村里过去一年的“增收新星”“致富能手”发放奖金。

硬湾村的贫困户王浩清一家六口人，但哥哥和弟弟都还没有结婚。为了把日子过上去，去年年初，兄弟三人一合计，决定分工：老大在家务农，王浩清在养蜂合作社务工，弟弟外出打工。一年下来，兄弟三人挣回家8万元。根据“每增收一万奖励三百”的规则，在分红大会上，王浩清光奖金就拿了2400元。

初获成功的两个贫困村合作社，不仅让村集体有了家底，贫困户有了收入，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儿有了信心，火石村曾经的老上访户也鞠永强安下心来过日子。

“以前我们大山里看不到希望，我就找点问题到处上访。啥事干不成，把自己也耽误了，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成家。”去年成立合作社，在外面“见多识广”的鞠永强看出了机遇，他一次入股3万元，自己在家养了6头牛，平时闲了还来合作社务工，日子有了奔头，42岁的鞠永强去年10月份娶了媳妇。日子过得美滋滋的他开玩笑说，“这山里养上一两千头黑猪，我们村别说脱贫，致富都不是问题！”

为了让青泥黑猪和龙崖老巢蜜的品牌惠及更多山区贫困群众，在分红大会现场，袁碧刚和高志军分别于与同在青泥岭上的铁山青泥黑猪合作社、青泥岭树蜜稻坪合作社、阳山梁养殖合作社签订“社联社”协议。根据协议，几个合作社将共同享有青泥黑猪和树蜜品牌，在分头经营的模式下，统一品种繁育、养殖标准、质量监测、包装商标、产品价格等等，动员吸纳更多的农户养殖青泥黑猪、生产青泥岭树蜜。

“这样一来，群众就不需要从头开始摸索养殖技术，单独再跑市场、繁育种群，而是直接进入产业链条，有利于扩大产业规模和大品牌效应，形成基地繁育、合作社养殖、集体和群众参与受益的局面。”刘永成表示，在合作社的扩股中，将吸纳非贫困户入股，探索建立村集体红利共享新机制，为将来共同富裕奠定基础。

作者：陈发明